近代货币制度最新演变顺序

在所有影响因素与环境参数中,如技术、市场扩张、战争冲击等,近代货币制度白银外流及其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是中国近代时期货币形态与货币制度变迁的最直接的因素。近代货币制度的以下部分主要以19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一百余年间的数次白银外流为例,对中国近代时期的货币形态与货币制度变迁的基本过程进行一些探讨。

从1814~1941年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分别在1825年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1887~1892年,1900~1908年,1913~1917年,1931~1941年发生了程度不同的五次白银外流。而且近代货币制度白银输入的减少大多是从此前一段时间开始的,第一次大约开始于1800年前后;第二次开始于1877年,并从80年代开始明显减少;第三次开始于1895年,并于同年开始明显减少;第四次白银输入的减少与外流都发生在1913年;最后一次是从1930年开始减少的,并于第二年开始外流。(注:关于这一时期白银输入与流出的具体数据与资料请见第9章9.3节。 )近代时期,一些比较重要的货币政策、法规的出台也恰好是在白银外流或者白银输入明显减少的时期做出的。虽然这些政策、法规自身并不一定构成制度,但它却能够诱发特定的信念系统成为预期收敛的聚焦点,进而制度化。

19世纪50年代,清政府试图通过铸造大钱、铁钱、铅钱与小制钱,并发行钱票与银票等办法来弥补货币量的不足,但在市场流通中这些货币仍然是按重量与成色进行计算的,“买东西的时候,搭用几成大钱,物价就上涨几成”(注: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835页。 )。说明一项政策或法规只有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决策时才能够得到实施。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运动的结束,经济恢复与财政压力的缓解使得政府发行货币与改革币制的尝试也很快停止了。因而,鸦片战争前后白银外流的冲击及各种影响因素的积累仍然保持在临界值之内,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仍然得以维持。1887~1892年、1900~1908年的白银外流与其他相关影响因素的积累,使得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开始发生变化。在进一步的货币本位争论中,银本位逐渐收敛为聚焦点,并在清末最后几年间确立了形式上的银本位货币体系。银钱并行的货币体系的解体与银本位货币体系的确立过程,首先是通过在既定的货币体系中“嵌入”银元的流通与铸造,进而通过制度的互补机制引发了铜元的铸造与流通,并在学习、借鉴国外制度与各种方案的实验、竞争中确立了银本位制度。银元嵌入近代货币制度的成功体现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机制,由于外国银元早在明代后期就已经流入中国,并被人们当做称量货币而广泛使用,中国自铸银元也就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同。银两与制钱制度是一种紧密相连的互补关系,银两制度的变化也推动了制钱制度的解体。在新因素(银元)的影响、推动之下,在中国流通两千余年的方孔铜钱迅速被铜元所替代。而货币本位的争论与变革则体现了制度的“重新捆绑”机制,通过学习、模仿、吸取国外经验,并与旧有的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强化,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银本位货币制度。

清末民初时期,各地的货币状况非常混乱,流通中的货币有银两、银元、银角、铜元和纸币等形式,近代货币制度银本位货币体系仍然处于收敛聚焦的过程中。在白银外流、政治变革等各种因素的推动下,货币统一化的趋势不断发展。直到1933年的“废两改元”,银元替代银两,货币统一的进程才最终完成。在进一步的白银外流、通货紧缩与经济危机的压力下,国民政府于1935年推行了法币改革,由银本位转向汇兑本位,由金属货币转向信用货币。在政府政策与法规的引导下,近代货币制度法币很快被人们所认同,流通范围不断扩大。但由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恶性通货膨胀的冲击,法币收敛聚焦与制度化的过程中断,出现了混乱与危机,各种金属货币、物物交易重新返回流通流域,并最终被人民币所替代。总体而言,中国近世以来的货币与货币制度变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逐渐演进的过程。其过程中贯穿了一系列转折点,既是一个累积性的长期过程,也是一个螺旋式的不断变迁过程。由于货币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与特殊地位,其变迁过程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政府法规、政策的诱发与反馈中不断演进的。在鸦片战争以前,它很大程度上是自发演进、自主发展的;而近代以来,则主要是在外部冲击催发内部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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